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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便利化指標測算及其國際貿易效應研究

    發布時間:2022-04-21 10:55所屬平臺:學報論文發表咨詢網瀏覽:

      摘 要:作為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暢通的重要著力點,貿易便利化與國際貿易秩序的協同化發展將成為沿線國家貿易結構優化與變革的戰略要地。文章運用主成分法與貿易引力模型對一帶一路沿線貿易便利化指標及其國際貿易效應進行測算。

      摘 要:作為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暢通的重要著力點,貿易便利化與國際貿易秩序的協同化發展將成為沿線國家貿易結構優化與變革的戰略要地。文章運用主成分法與貿易引力模型對“一帶一路”沿線貿易便利化指標及其國際貿易效應進行測算。結果顯示:(1)貿易便利化水平、國內生產總值、貿易伙伴國是否接壤、是否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等是影響“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流量的重要因子。(2)在諸影響因子中,貿易便利化水平作為政策指向與制度工具,對雙邊貿易流的影響最為顯著;良好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在惠及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服務于我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3)基于貿易便利化的貿易潛力測試表明,不同區域間雙邊貿易潛力差異較大,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對這種差異的影響顯著,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不平衡。

      關鍵詞:貿易便利化;“一帶一路”;貿易潛力;貿易引力;跨區域合作

    貿易經濟

      引言

      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與細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貿易信息透明度、跨境貿易制度完備性等“貿易非效率”因素,已成為限制國際貿易市場準入的重要“隱性”壁壘。貿易便利化作為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暢通的重要著力點,不僅促進了沿線國家貿易流量的增長,而且優化了沿線國家的貿易結構。關于貿易便利化的研究,現有文獻主要指向有關貿易便利化經濟福利的實證測試。Helble等(2015)[1]以一般均衡模型為研究方法,測試了日本與新加坡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效應,結果顯示,在引入特定貿易便利化指標后,貿易便利化對兩國經濟福利的顯著效應得到很好反映。

      Francois(2015)[2]利用引力模型,實證分析了1999—2014年全球60個國家交易成本與雙邊貿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隨著交易成本對地理距離的彈性減少,交易成本與雙邊貿易的相關性不斷提高,交易成本的沖擊性因子更能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量產生影響。Fink等(2018)[3]以引力模型為工具,以雙邊貿易的通訊成本為考察對象,分析了雙邊貿易國之間通訊成本與雙邊貿易量的波動特征,研究顯示,雙邊貿易通訊成本的降低使貿易結構得到優化。

      在國內,董銀果和吳秀云(2017)[4]以 2010—2013 年為時間軸,分析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對制造業貿易的影響,結果顯示,進口國信息化水平、通關效率及基礎設施等“貿易非效率”因素,共同作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制造產品的貿易量及其波動水平,且通關效率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雖然現有研究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對相關國家貿易流的影響,但鮮有文獻指向“一帶一路”沿線的60多個與我國有著主要貿易往來的貿易國的貿易便利化問題,缺乏對沿線國家貿易發展特點的系統性研判。

      此外,雖有對貿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對各關聯國貿易流效應的研究,但對貿易便利化層級貿易效應的關注較少。為此,本文擬在 Shepherd 和 Wilson(2007)[5]的四維評價指標框架下,構建合適的貿易便利化指標體系,并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貿易特點實施貿易便利化測算,進而運用貿易引力模型,對貿易便利化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的國際貿易效應進行實證檢驗,并對貿易便利化升級于相關貿易國的貿易潛力進行模擬測試。

      1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測算

      1.1 貿易便利化指標體系設定

      本文根據 WTO《貿易便利化協定》相關條款,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與貿易發展特征,借鑒文獻[5]的研究成果,對貿易便利化指標體系進行優化,構建了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品最終成本與生產成本之間差額”的廣義貿易便利化二級指標評估體系。其中,一級指標由口岸效率 T 、海關環境 C 、監管環境 R 、金融電商F 這4個指標組成。指標說明與構成如下:

      (1)口岸效率T 。該指標旨在表征港口與航空基礎設施質量、物流競爭力等?诎敦浳镞\輸與流通速度越大,口岸效率就越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就越高。其二級指標有 3 個(T1—T3),分別為港口基礎設施質量、航空基礎設施質量、物流競爭力。

      (2)海關環境 C 。該指標表征邊境管理透明度、關稅壁壘、市場準入及海關行政效率等。其二級指標有4個(C1—C4),分別為非常規支付與賄賂問題、關稅壁壘、市場準入、清關程序效率。

      (3)監管環境 R 。該指標擬從貿易國內部監管環境表征貿易便利化水平,以衡量國內政府部門制定貿易政策的透明度、監管成本、司法獨立性以及法律法規解決爭端的效率。其二級指標有4個(R1—R4),分別為政府部門制定貿易政策的透明度、政府監管成本、司法獨立性、法律法規解決爭端的效率。

      (4)金融電商 F 。該指標擬從貿易國金融環境表征貿易便利化水平。其二級指標有4個(F1—F4),分別為金融服務可負擔性、與商業需求的匹配度、在對外貿易中的使用頻率、企業對新技術的吸收程度。以上指標的統計數據主要來自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2019,GCR2019)和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2019年世界貿易報告》(World Trade Report 2019,WTR2019)。具體地,海關環境的所有二級指標(C1—C4)及金融電商中的F3 來源于WTR2019,其他二級指標均來源于GCR2019。

      1.2 研究方法

      為盡可能避免主觀偏好的干擾,減少數據共線性,本文運用主成分法對“一帶一路”沿線國貿易便利化指標進行賦值與權重確定。采取以上指標,運用Stata 15.0軟件,計算出所選取樣本國家指標矩陣的初始特征值、方差貢獻率等;比較預測因子,得到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水平,以特征值大于1、累計貢獻率大于85%作為提取主成分個數的原則;根據指標載荷確定指標權重。具體步驟如下:

      (1)數據標準化處理。為便于對比各指標的相關系數,對所有數據在原始數據的基礎上進行歸一化處理:Yij = Xij Xmax ,將數據取值范圍控制在0~1(0、1分別代表最低水平和最高水平)。其中,Xij 、Xmax 分別代表指標原始值及該指標所有統計數值中的最大值,(i i = 1234) 、ij 分別代表一級指標 i 及該一級指標下的第 j 個二級指標。

      (2)計算樣本數據主成分得分。由 Zik = år = 1nBrYj 得出樣本數據主成分得分。其中,Zik 表示“一帶一路”沿線第 i國家第 k 個主成分的得分,Br 表示第 r 個指標的載荷值。

      (3)計算各國貿易便利化得分。將一級指標值和對應的指標權重代入貿易便利化體系的評價指標方程表達式TFI = åi = 1nWiZi ,其中,TFI 表征貿易便利化綜合水平,Wi 、Zi 分別表示一級指標權重與指標標準化值。由此得到各國的貿易便利化測算結果。最后,依次將二級指標代入主成分表達式,加權求和后除以累計貢獻率,即得到各國的貿易便利化綜合評價結果。

      1.3 測度結果與分析

      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東亞、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非洲、中東歐、中美洲和南太平洋九個區域共計136個沿線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與我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遵循數據可得性原則,并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統計數據進行觀察與篩選,最終選定沿線60個重點國家作為研究樣本,時間序列為 2015—2019 年。接下來采用主成分法進行貿易便利化指標測算。運用Stata15.0 軟件,對選定的 60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指標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做KMO檢驗。

      (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在2015—2019年整體偏低。在60個樣本國家中,貿易便利化指數高于0.8的國家僅有3個,指數從大到小分別為新加坡(0.896)、阿聯酋(0.845)、新西蘭(0.802),這3個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較高,屬于“貿易便利”等級;指數在0.7~0.8的國家僅7個,其中西亞4個、東亞1個、東南亞1個、中東歐1個,這些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一般,屬于“貿易較便利”等級;其他50個沿線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指數都小于0.7,其中,指數在0.6~0.7的國家有9個,剩下的41個國家貿易便利化指數低于0.6,最低的為非洲國家馬達加斯加(0.428)。這些國家均屬于“貿易不便利”等級,亟須提高。

      (2)地區、國別貿易便利化水平差異顯著。從貿易便利化條件來看,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地區較好,中東歐次之,非洲、南亞、中亞條件最差。從各地區國別層面考察,東亞有中國、韓國等貿易便利化條件較好的國家,使得該地區貿易便利化指數整體較高;東南亞的新加坡貿易條件好,但是越南、柬埔寨、老撾、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卻比較差;西亞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出口,該地區的貿易條件整體上相對有優勢;非洲、南亞、中亞的沿線國家整體上屬于低收入國家,其貿易條件不論是政策制度還是貿易硬件設施都較為落后,體現出高收入國家較低收入國家貿易相對便利的特點,這也正是做好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貿易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

      2 貿易便利化的國際貿易效應檢驗與模擬

      本文選取引力模型作為研究貿易便利化對雙邊貿易流效應的工具。引力模型是牛頓萬有引力模型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與延伸,該模型認為兩個經濟體的雙邊貿易流與其經濟規模成正比,與其地理距離成反比。為測算貿易便利化對雙邊貿易流的效應,首先將貿易便利化水平納入引力模型,并作為解釋變量;然后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加權最小二乘法等方法對引力模型進行檢驗,以消除數據序列相關性及異方差等問題;最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流進行模擬測試,即測算貿易便利化水平上升一個層級后的貿易流模擬值,據此判定“一帶一路”各沿線國家的貿易潛力。

      選取2018年“一帶一路”沿線60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其中,出口額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2019),單位為百萬美元;各國GDP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2019),單位為百萬美元;各國首都間直線距離數據來自CEPII 數據庫,單位為公里;關稅水平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2019);貿易便利化水平由前文測算所得;各國間是否簽訂 自 貿 協 定 的 信 息 來 自 聯 合 國 COMTRADE 數 據 庫(2019)。

      2.1 貿易便利化對雙邊貿易流的效應檢驗

      選取2019年數據,將“一帶一路”沿線60個國家的樣本數據進行兩兩配對,可得1770個截面數據,用Stata 15.0軟件對這1770個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所選擇的7個變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模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符號與理論預期一致。這表明所選變量均為決定雙邊貿易流的重要因素,都會顯著推動雙邊貿易發展。為進一步檢驗貿易便利化水平各維度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流的影響水平,接下來用口岸效率 T 、海關環境 C 、監管環境 R 和金融電商 F 等貿易便利化指標的四個維度,分別代替模型(1)中的貿易便利化水平變量(TFI),以測試各維度對貿易流的影響程度與差異。

      2.2 基于貿易便利化的貿易潛力模擬測試

      本文借鑒文獻[7,8]的研究成果,對貿易潛力分類標準進行界定,將國家間的雙邊貿易潛力分成三種類型: 潛力再造型(貿易潛力指數 1.2)、潛力開拓型(0.8 貿易潛力指數 < 1.2)和潛力巨大型(貿易潛力指數 < 0.8)。其中,貿易潛力指數越大,說明兩國間的貿易程度越高,但貿易潛力有限;反之,貿易潛力指數越小,則說明兩國間的貿易程度越低,但貿易潛力巨大。

      為此,將各變量實際值代入貿易引力模型(1),得到回歸模型模擬值,用實際值除以模擬值即可得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潛力值,并將其與貿易潛力的分類標準進行對比,確定其貿易類型。本文選取2019年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60個國家的雙邊貿易額數據為研究樣本。將這60個國家的樣本數據進行兩兩配對,可得1770個截面數據,利用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將各變量的實際值代入模型(1),得到沿線國雙邊模擬貿易值,并將其與實際貿易值進行比較,得到相應的貿易發展潛力值。

      在 1770 對國家樣本中,有 956 對國家屬于潛力再造型,有195對國家屬于潛力開拓型,有619對國家屬于潛力巨大型。具體而言:(1)不同區域的國家,雙邊貿易潛力差異性顯著?傮w來說,“一帶一路”沿線亞洲國家的貿易潛力整體優于歐洲。當貿易雙方至少有一個國家為亞洲國家時,潛力再造型占 19%,潛力開拓型占28%,潛力巨大型占53%。(2)與同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國家相比,不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國家之間開展雙邊貿易的潛力更大。

      (3)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不平衡,貿易潛力存在較大差距。2019 年中國對其余59個樣本國家的貿易潛力測算中,潛力再造型有18個,占31%,潛力開拓型有15個,占25%,潛力巨大型有26個,占44%,說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31%的國家貿易潛力已經充分發揮,亟待打造新的貿易增長點;對44%的國家貿易潛力巨大,他們將成為中國的重點貿易發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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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結論

      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1)“一帶一路”沿線國貿易便利化呈現差異化發展態勢。貿易引力模型測算結果表明,由于沿線各地區、各國別貿易稟賦與基礎不盡相同,其貿易便利化水平也呈現顯著差異: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地區較好,中東歐次之,非洲、南亞、中亞條件最差。貿易便利化程度與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相關。

      (2)在諸多影響“一帶一路”沿線雙邊貿易流的變量中,貿易便利化是最重要的引力源。更進一步地,本文研究結果顯示,提高口岸效率、改善海關環境、優化政府監管、改善金融電商環境等對于拓展貿易規模、優化貿易結構意義重大。其中,金融電商對雙邊貿易流的影響最為顯著,繼而分別為海關環境、口岸效率、監管環境等。

      (3)“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區域的國家,其雙邊貿易潛力差異性顯著,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潛力模擬測算結果表明,亞洲國家的貿易潛力整體優于歐洲。與同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國家相比,不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國家之間開展雙邊貿易的潛力更大。另外,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也呈現明顯的不平衡現象。

      參考文獻:

      [1]Helble T, Thomas W, Terrie L. Dynamic Effects of the New Age FreeTrad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Singapore [R].GTAP WorkingPaper,2015.

      [2]Francois J.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and the Pattern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When Inputs are Differentiated [R].The Institutefor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15.

      [3]Fink C, Matoo A, Neagu C I. Assessing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Cos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No.2929,2018.

      [4]董銀果,吳秀云.貿易便利化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例[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7(2).

      [5]Shepherd B, Wilson J S. Trade, Infrastructure, and Roadway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New Empirical Evidence [J].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2007,(12).

      [6][荷]簡·丁伯根.經濟政策:原理與設計[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劉青峰,姜書竹.從貿易引力模型看中國雙邊貿易安排[J].浙江社會科學,2002,(6).

      [8]陳偉光,郭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潛力估計與區位選擇[J].宏觀經濟研究,2016,(9).

      作者:馬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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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便利化指標測算及其國際貿易效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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